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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班、分配、北漂……中国人“找工作”的40年

来源:网络整理 编辑:管理员 时间:2018-12-29

  1983年,邹有华接了父亲的班,当上了教师;1984年,邹有智考进了国企;1991年,邹有信被分配当上小学教师。

  老邹家三个儿子在上世纪80、90年代,用不同的方式找到工作。

  再后来,有人追赶考公务员、事业单位的浪潮,也有人追求理想成了北漂、深漂……

资料图:人才市场一角。韩章云 摄

资料图:人才市场一角。韩章云 摄

  接班

  1983年,仅仅读了初中的邹有华,在26岁时候顶替了父亲的教师岗位。对此,家里当时还在读“大学”的老二邹有智内心颇为不满。

  “老大刚退伍没有工作,还要养两个小孩不容易,你现在读大学(实际是技术学院),将来有更好的路子。”父亲苦口婆心,劝邹有智别往心里去。

  父亲以身体状况为由提前一年退休,就是为了让邹有华的工作有着落,家里的日子好过一点。

  顶替,也叫接班。1956年1月14日,原劳动部发出的《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》中首次提出,允许职工退休后招收其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,即职工退休、退职,子女顶替参加工作。

  这一制度在1990年底被彻底废除,邹有华赶上了工作可子女接班政策的末班车。

  “坐上车”的邹有华文化程度不高,又当上了老师,表面上的不搭是本质矛盾的集中表现。虽然能领上工资,邹有华在学校却跟不上教学节奏,很长一段时间适应不了工作。

  老二邹有智1983年高考落榜之后考进了一家技术学院,也就是父亲口中的“大学”。

  1984年,在大哥邹有华迷茫的那段时间,当时19岁的邹有智在学校遇上了一家国有企业的招工考试,并且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就职批准。

  “那一年刚定了亲,家里掏了不少钱(条件困难),自己根本无心学习,所以学没上完,就去单位报到了。”邹有智通过招工考试找到了这份月薪37元的工作。

资料图:长三角地区高校本硕博毕业生、社会人才等在对接会现场咨询招聘信息。 鲁毅 摄

资料图:长三角地区高校本硕博毕业生、社会人才等在对接会现场咨询招聘信息。 鲁毅 摄

  分配

  1984年,中国恢复高考第8年,廖萍一边放牛一边学习考上了贵州医学院。她真切地体会了“知识改变命运”,当初的放牛娃如今已是贵阳当地一家医院知名的主任医师。

  毕业后,廖萍和男友通过“统招”分配方式选择到同一个地方就业,廖萍选择了医院,男友则分配到了免疫站。

  所谓的“分配”是1981年在国务院批转的原国家计委、教育部、国家人事局《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》中提出,即对毕业生的分配确定为“在国家统一计划下,实行‘抽成调剂,分级安排’的办法”。

  实际上,除了地方上的选择,工作的好坏也是当时许多学生在接受工作分配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。

  由于毕业分配单位的好坏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前途命运,盼望着分配一个好单位,是大学毕业生整个家庭的心愿。

  什么叫好单位?有学者表示:“那时,人们的理想是‘科学家’、‘工程师’,待业青年也以‘上班’为首选,实在没有出路才去干个体或服务业。”

  1989年,邹有华的三弟邹有信高中毕业考上了当地一家师范学院,3年学成后通过定向分配,到了离家50公里的镇上当小学老师,一个月工资68元,彼时大哥邹有华接班父亲的岗位已经6年之久,工资是新人教师的两倍左右。

  与此同时,邹有信的同学林惠仪以统招形式,选择了自家镇上的小学入职。

  1999年以后,邹有信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,“根据当时的要求,小学教师评级、退休凭职称有学历要求。”

  “知识就是力量,知识就是财富”,是邹有信和同龄人感受最真切的人生哲理。

  分配工作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推动人才流动、协调地区利益的正向作用,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,这种人才分配方式的弊端也愈发明显。

  1996年,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制度被正式取消。但直到2007年4月,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,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,终成往事。

  此后,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决心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闯荡,年轻人中也开始有了“跳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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